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教训

1、不要迷信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中西部省会城市可能硬件起来了，但是执政水平和医疗资源等远远不如东部大城市。一旦遇到灾难事件，欺上瞒下和物资紧张会把危机放大。
2、至少两套房，一套上班的家庭成员住，一套老人孩子住。房子至少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家里有病人时隔离比较完全，不容易通过马桶交叉感染。
3、口罩、消毒水、护目镜、一次性乳胶手套，准备好三个月的量。
4、美国十年签不知还有没有，最好办一个。日本签证常备，反正经常去日本购物，不多余。紧急情况一跑了之，还能享受或有的免费医疗。新西兰绿卡也可以考虑，没有移民监，想躲多久躲多久。
5、不要因为网约车方便就不买车甚至不考驾照，一旦封城，没有车寸步难行，只等困在家里听天由命。

如果你看体制不爽，你就进去改变它？

"当一个人呆在国会的时间越长，他浸淫在所谓的"管理文化"中也就越久，受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也越深——这种文化弥漫于华府圈子，吞噬了圈内人的生活。许多团体（比如，国家纳税人联合会）都曾经指出，一个人在国会服务的时间越长，那么就越可能变成一个高支出、高税收、严管制政策的赞同者。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是如此。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国会的议员们在工作中、在社会中都是被花别人的钱、管制他人生活的人包围着。"

——《加图决策者手册》

水木：堂哥给应届生堂弟的建议

有个地方我不同意。家庭条件好的才建议去学医，学医的回报周期太长。想去好医院，硕士博士几乎都是必须的，还有什么规培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十岁能拿到正式工资不错了。农村急等着自己赚钱的建议去学医？

自助餐思维

直男癌的本质其实就是吃自助餐思维，也就是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本能想法，都是能不能安稳做我媳妇，不能就骂，能就舔。

本质上的毛病都出在这里。

所以就学不会尊重他人，平等相处，包容自由，不能接受和自己的标准不一样的存在。

但这种吃自助餐的思维绝对不仅仅是直男才有，全民普遍的都有。长辈对晚辈的标准是，你能不能当我儿子闺女让我顺心; 同性对同性之间的标准是，你能不能跟着我当小弟衬托的我有多优秀……
各类社会新闻下评论，很多都是，凤凰男不能找！妈宝男不能找！外表干净的不能找！有可能是他妈收拾的，要小心！内心看待一切的标准是：怎么凸显出我很优秀，我这么优秀怎么才能有个配得上我的男朋友。

他人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受尊重，以及价值的发现，彼此的交换合作双赢，在这些人脑子里压根不存在。受害者的苦痛，事件的性质，法制的精神他们也不在乎。在他们眼中就只有一个标准：这事能不能为我所用。

这就是屌丝思维的本质核心，如果不改变，恐怕会在工作，生活，交友上遇到无穷无尽的烦恼。

如何使用英文表達「華人」「中文」等概念又不使用"Chinese"一詞？

例如之前在英語新聞上看到這句話
「金馬獎—華語圈的奧斯卡」
"Golden Horse Film Award, the Chinese Oscar"
使用"Chinese"一詞常常會使人混淆以為是「中國的」。

請問各位，有什麼英語詞彙能更好的描述「華人」「華語文化」等概念呢？
私以為，例如比較狹窄地域性的可以用"Taiwanese"、"Cantonese"
那麼更廣泛的中文圈能不能以"Mandarin"或是"Sino-"前綴稱之，以免與中共混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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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炁]日本诺奖得主：东亚教育是在浪费时间

日本诺奖得主：东亚教育是在浪费时间

内容来自网络

 

2001年，日本提出一个目标：50年30个诺贝尔奖。

此等狂言一出，自然招来很多人的嘲笑。

可截至昨天，日本“19年19奖”，照这样的态势发展，日本恐怕会超额完成目标。

 

△图片来自网路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
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
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

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

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 “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 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 “普鲁士基因”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

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

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

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

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

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

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

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台湾、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

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

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 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

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

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 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

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

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

很多对联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

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 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

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

这就像彼得?提尔的《从0到1》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

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

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

去年大热门的《匮乏经济学: 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 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

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

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

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

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

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

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

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

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

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

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

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

 

四、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

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

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 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

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 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

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

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

（中村修二，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福利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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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wú)極(jí)炁(qì)

学外语的七个错误观念

文/Steve Kaufmann

  世界上的语言超过6000种，其中有些更重要些，有些则不是很重要。这不是说那些重要的就是更好的或者更高级的语言，而是因为使用者更多、分布也更广。芬兰语对芬兰人很重要，毛利语对毛利人也很重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汉语普通话的使用者有十多亿，而且日语、韩语、越南语中有60%的词汇都来源于汉语，掌握了汉语，学习这些语言会容易许多，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包括艺术、哲学、技术、饮食、医药以及表演艺术等——几千年来不断影响着世界，如今中国经济又日益强大，所以汉语的应该是值得学习的。

  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学会了一种，就能学会其他几种。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学会了西班牙语，你就打开了一扇通向8亿人的大门，包括他们的文化、历史、音乐，以及同他们做生意的机会。这些人分布在6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抱负够大，你可以尝试一下俄语。过去的两年里，我自己就在学习这门语言。一旦学会了俄语，不仅可以和俄国人交流，甚至可以和其他斯拉夫语系的人沟通。

  不过你先别激动，让我们先看看语言教学的现状再说。根据一项加拿大的调查，在课堂上日复一日地学了12年法语后，每147名中学毕业生中只有一名能达到中等熟练水平，比例是0.68%。根据另一项针对美国入境移民的调查，课堂英语教学对他们的英语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提高。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教自己的官方语言都如此失败，那我们还怎能教别人学会汉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呢？更别说俄语和印度语了！

  我能说10种语言，我知道会说外语的好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传统的语言教学方式。首先，我们要破除关于语言学习的7个错误观念。

1. 外语很难学

  如果你不想学，那外语的确很难学。学语言要花时间，但并不难。你要做的主要就是听和读。相信我，就这么简单，我就是这么学的。只要不断地听和读，很快就能理解你所学的外语了，而且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说了。之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外语学习，是因为我们的教法不对。

2. 学语言必须要有天赋

  不对。不管是谁，只要想学，就能学会。在荷兰和瑞典，很多人都会一种以上的语言。他们不可能都有语言天赋。北美的外国运动员学会说英语的速度往往快于那些在正规的教学环境中学习英语的人。学习外语，重要的是态度，而不是能力。

3. 必须住在英语国家才能学会英语

  实际上，一些来到北美的移民直到最后也只会说磕磕巴巴的英语。但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一些人却能把英语说得很流利。1968年我住在香港时学会了流利的普通话，虽然那里几乎没人说普通话。现在有了互联网，只要有台电脑，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语言材料，还可以下载到你的ipod里听。所以，住在哪里已经不是障碍了。

4. 只有孩子才能学好外语

  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能一直保持到老年。很多成年人在失明后能学会盲文就是一个例子。成年人掌握了大量的本族语词汇，学外语比儿童更有优势。拿我自己来说，从55岁开始，我已经学会了4种语言。成年人需要做的只是像孩子那样乐于尝试，渴望交流，并且不怕被嘲笑。

5. 只有通过正规的课堂教学才能学会外语

  这是问题的关键。课堂教学比较经济，通过课堂学习还可以结交很多人，而且这种教学方式历史悠久，已经成为传统。但对语言学习来说，这却是一种低效的方式，而且班里的的人数越多，就越低效。语言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语法讲解让人难以理解，难以记住，更难以运用，而句型练习和课后练习则枯燥无味、令人生厌。结果是，很多学生在学习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外语后，还是不能用它进行交际。

6. 必须通过说才能学会外语，（没人跟我说，所以我学不会）

  能说外语一般是外语学习的目标，但"说外语"可以先等一等。一旦你学会了一门外语，自然会有说的机会。但在这之前，更重要的是听，而不是说。记住几个常用的句子然后就去说往往会让你陷入麻烦。如果你遇到一个外国人，你将主要是听对方说，这是难免的事，除非你已经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总之，不必为了学而去刻意说外语，而应该为了会说去学外语。

7.我很想学外语，但没时间

  那么在排队、坐车、做家务或者散步的时候你有时间吗？为什么不在这些时候用你的ipod听听外语呢？开始的时候，即便你每天只能听10或15分钟也没关系，不久后你自然就能延长到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只要你相信自己能学好外语，并且喜欢学——像我这样，你自然就能够找到学习的时间。

如何快速写出一句网络金句？

全媒派©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全媒派（ID：quanmeipai） ，原标题：《声势浩大的祛魅：网络金句能否永远年轻？永远令人热泪盈眶？》，题图来自：综艺《新婚日记》

《好莱坞往事》撤档了，但看过电影的观众，应该会对其中浓烈的嬉皮士文化印象深刻。电影最后的高潮部分改编自臭名昭著的“曼森杀人案”，在案发时的美国社会，嬉皮士是一种典型的负能量文化症候，与今天人们对这一词汇的理解迥异。

但颇为讽刺的是，“垮掉的一代”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写下的那句形容年轻嬉皮士荒诞不经的行为方式的名言，却成为了21世纪网络用户的励志鸡汤。这条金句是：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垮掉的一代意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

是的，总有那么一些金句，在岁月沉淀中孕育出了更多元的涵义；总有那么一些金句，初读时无比惊艳，让人恨不得列为人生至理箴言，但时隔经年，回头再看，却发现它已经成了泄气的碳酸饮料，总归是少了点刺激感； 也有些金句，本来是醍醐灌顶的真理，最后异化成了歪理，本来是胡说八道的歪理，最后又可能被当作了真理。

金句，从字面上拆解，是像金子一样的句子，具有传播上的流行性、价值性，它不是纯粹网络化的“霜之哀伤”或“火之高兴”，而是能够引发集体无意识的模仿和跟随的内容。在新的传播语境下，网络金句成为人们日常社交的重要表达要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流行全网的金句被生产、被二次加工。

那么，这背后体现了哪些简单的传播规律？我们又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网络金句？本期全媒派 （ID：quanmeipai） 通过描述一些热门金句的关键使用场景，带你一品2019年我们使用过和吐槽过的网络金句。

一些热门金句的流行规律和使用语境

关键描述：第三人效果——错的是全世界？

热门金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句箴言出自于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的名作《更凌乱的思绪》，它的原意是：“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语境，主要说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平庸之恶。

在网络世界里，平庸之恶并不是罕见的事物。典型如“网络暴力”，就是平庸之恶的代表。从早期的“网络水军”“人肉搜索”到今天的“键盘侠们”，其实都是“雪花”的代名词。这句名言的另一条翻译版本——“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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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雪花论”提醒了大众，“小恶”积累起来会产生严重后果，带有浓厚的反思意味。然而，时代在变化，社交的效率和形式、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当金句过度知名，导致被滥用到各种不适合的语境中，说话人的立场和传播效果就会与原先判若云泥。

举个例子，在韩国女星崔雪莉自杀事件的微博评论中，也出现了不少“雪花论”。本质上其实是对其他人进行无差别的指责。但很显然，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对网络暴力的报道焦点在韩国舆论场，国内大多数网民是真的挺无辜的。

因此，在相关评论下也能够看到被冒犯的网友留下的大量跟评：“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被当作雪花？”“韩国的‘雪’崩了，关中国的雪花什么事？”

在类似场景里将“雪花论”当作鞭辟入里的俏皮话说出来的人，陷入了所谓的“第三人效果”。 即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信息对自己的影响。

回顾网络生活，是否常常觉得自己在接收到某一信息时表现得比他人更加理性克制？例如，在雪莉事件中，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网民在推波助澜；又例如，在近来热议的医患关系话题中，部分受众可能会感受到舆论场上的讨论过于激烈，但实际上，争议性事件的相关内容多多少少会对所有的信息接收人产生影响，改变其对医患关系的看法。

也许，当我们面对此类问题时，可以在异化了的“雪花论”外，找到其他具备同样价值的议题。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中，提出了环境威力法则 （Power of Context） ——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的敏感程度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强烈。

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作基本归因错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在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是高估性格因素，而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素。这就是说，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的性情一面而不是从环境的一面寻找问题的答案。

关键描述：群体情绪与感觉适应

热门金句：“我太南了”“人间不值得”

当下年轻人酷爱宣泄和标榜丧文化，以致于“丧”这个词甚至被不少瞄准年轻用户的品牌放到了名称里。近年来流传甚广的“我太南了”“人间不值得”“胖没关系，至少你长得丑啊”，可谓集丧文化之大成。

《微博中的负面情绪传播分析》一文中提到， “情绪具有极强的感染性，愤怒、悲伤、恐惧等负面情绪在微博中呈现出来并经过评论转发，传播的速度更快更广，很容易酝酿出类似于集合事件中的群体情绪。”

丧就是这样一种偏消极的负面情绪，由此衍生的金句，如在遭遇无奈时戏谑地蹦出一句“我太南了”或“人间不值得”，在对争议新闻事件中的家长表示质疑与失望时说的那句“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都是容易引发裂变式传播和群体情绪叠加的内容。这些看似超然或站在第三方视角发出唏嘘的金句，往往更容易勾起人们内心的“丧”感，让人感同身受。

不过，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作感觉适应，主要指在外界刺激的持续作用下，人们的各种感觉会发生适应，有些适应现象表现为感受性的降低。换句话说，“人间不值得”听得多了，大众的触动心理会因为被“过度频繁”地唤起而逐渐麻木，到了这个阶段，金句也就达到了自身的“边际效应”。

关键描述：身份建构，故我今我他我 

热门金句：“我们都是明媚而忧伤的孩子。”

去年11月份，《新京报》曾经关注报道过网络上兴起的反“矫情文学”运动。事件起源于豆瓣，有人在上面建立了一个“矫情文学品鉴小组”，很快掀起一股反矫情文学的浪潮，目前小组成员已超过60000，每日更新讨论维持在150条左右。很多年轻人冒着“辣眼睛”的风险加入其中，边呕边看，十分热闹。

在这些被品鉴的矫情文学中，有不少是在2019年依然很火的金句，它们大多出自过去的青春疼痛文学，代表语录例如： “我们都是明媚而忧伤的孩子。” 过去的人们善用此话来抒发那些既深刻但却美好的忧伤情绪，到今天，这条金句背后的含义也经历了从纯洁、小资情调到故意揶揄调侃的流变。

诗人常说，“今日之我，已非往日之我。”这句话用来形容人们回望过去时的心理，再合适不过。今天的我们，觉得过去钟爱的青春疼痛文学矫情又酸涩，是因为身份建构和周身环境都经历了巨大变化。 身份建构理论认为，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来源于社会的文化环境，所展现出的特质是否能为周围的群体文化所接受、保护，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每个人都文艺的00年代，文艺青年们跟在郭敬明们的身后，“心里盛满了水，不敢动，怕漾出一地的悲伤。”如今，脱离了当时的社会风潮与认知局限，再发出这样的语句，大概只能在朋友圈收获一大波问号。

这张糊得掉渣的图，形象地表现了人们看到矫情金句时的样子

时过境迁，我们学会了对过去自我身份的塑造进行“自嘲”，以便更体面地接受“当年的自己”。品读着十年前的金句，大家又再次对它进行了一波消费。然而，流行是一个怪圈，令一些人牙酸又“咯噔”的矫情句子正以新的面貌在00后间流传，“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在感情充沛的年纪，迸发出几句矫情的金句，或许是人类的“真香定律”。

关键描述：名人效应，娱乐至死

热门金句：“TA好像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

相比于前面保质期较长、来源于知名写作者的金句，由明星热门事件衍生出的金句则会在短时间内呈现大规模爆发态势，但生命周期更短。

在泛娱乐类热点事件中，围观群众总是能够迅速而精准地截取当事人的“名言名语”，加工成为热门金句，以或批判、或同情、或凑热闹的心理广泛地使用传播。

前段时间，主持人朱丹因为连续口误叫错明星名字上了微博热搜，她的“骚凹瑞”梗被各路网友恶搞；网红分手也屡屡增添金句，从“你喜欢大海，我爱过你”，到“摸你的身体就像摸自己”，这些渣男语录不断丰富着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些更知名的名人分手事件诞生的金句则具有更大的传播魔力。2019年8月，具惠善和安宰贤的离婚事件在国内引起热议。比情感纠葛传播穿透力更深的，是具惠善的那句“他好像只是非常短暂地爱了我一下”，引起了网友的疯狂拷贝。

例如，今年南方异常温暖，“我的毛衣好像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英语考试题目太难，“四级好像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这个月工资很低，“工资好像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群体再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这类金句的传播链路，不过，在批量化、娱乐化的使用下，这类金句也很容易制造审美疲劳。

网络金句，好像也只是短暂地让我们爱了一下

在09年的一篇名为《当代流行语》的文章中，作者指出“流行语是特定时期内的产物，它反映的是当时当地的情况，往往洋溢着时代特质，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生活气息，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流行文化。”

网络金句作为流行语的一种，也受到使用者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 多数网络金句的“生命”往往是短暂的，江山代有金句出，各领风骚那几个月。 没有永不过时的金句，也没有不生产金句的时代。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9年，五花八门的网络金句遍布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12月2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千万条，××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其中就有不少是以网络金句的形式流行的。

金句看得多了，也能从中发现一些套路。比如：

金句往往雅俗共赏，能够兼具趣味性和深刻性；

多数金句来源于名著、名言，自带格调，大众认同感高；

金句富有强感染力，能够触动人心，为情绪表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载体；

金句简短，方便记忆的同时，还能现学现用，有效降低了人们评论时的思考成本。

小马宋在《如何快速写出一个金句》里更是直接总结出多条金句公式。例如“AB，AC”，重复一个词，但另外两个关键词会发生变化，再加之高大上的词汇，就可以塑造出一句金句：他可以领导一次抗议，而我在领导一个国家 （出自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还有“AB、BA”句式：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出自刘慈欣《三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出自卞之琳《断章》） 。此外还有选择句式、递进句式等等。

金句在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下，变得更有套路，更容易被大众理解、接受和模仿，这样的祛魅，声势浩大，普遍发生在过去20年的互联网世界当中。传播语境的变化，让过去只有大师才说得出的金句成了普通网友的口头禅，不过， 频繁地恶搞、消费和滥用，也的确在加速流行金句的腐朽。 所以，热衷于金句式表达的人们，还请且行且珍惜。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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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全媒派（ID：quanmei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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