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蒙书里的奇葩
《增广贤文》正文第一句是："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可知这书，是收录古代名人名言的，强调"增广"，是说我收集的名言比别人更多，是营销手段，和现在的地摊书，反而喜欢标注"大全集"，是一个套路。
但它收集的是怎样的名言，究竟"贤"在哪里，却很有点难说。
很多人注意到，《牡丹亭·闺塾》一出里提到，"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所以认为这书明代万历年间已经有了。其实，即使这里《昔氏贤文》确实是个书名，也一定是一本高唱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书，和后来风行的《增广贤文》不是一回事。就好像今天，用《网络段子集》这个书名，很轻松可以编出几十本内容互不相干的书来。
一来，杜家家教很严，家风严谨，后世这种《增广贤文》，是不会给女儿看的；二来，即使有漏网之鱼溜进了小姐的闺塾，对杜丽娘这种文艺少女来说，会觉得是打开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大门，可能会嫌弃油腻恶心反胃，但不是产生"把人禁杀"的压抑感。
总之，古代的童蒙书里，现在常见的这种《增广贤文》，肯定是一朵奇葩。
第一，它虽然也被算作童蒙书，却不属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教辅系统。《增广贤文》读得再熟，对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也没有帮助。尽管其中大量句子，也是上下对仗的，但你要在考试时写出这个调调来，会被老师认为轻薄油滑，而且价值观有问题，判卷时只会扣分不会加分。
第二，至少从清末开始，它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刻本很多，手抄本也很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有出版社把《增广贤文》当做"国学经典"正式出版，但城市里也常能看见印得极粗糙的油印本，算是半地下的出版物。可见，它真是为粗识文字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当然，这种传播方式也决定了，《增广贤文》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版本。传抄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删几句或加几则，是常有的事。
但它的基调，却还是相当稳定的。偶尔有人想改变这个基调，如同治年间有个老学究周希陶，想把《增广贤文》变成一本积极向上的书，花了大功夫整改，结果事实上他等于是重编了一本书，只是还用这个书名而已，或者反而比较接近了杜丽娘所读的版本，也未可知。
但市面上流行的，仍然是那个"毒鸡汤"版。
二少谈忠孝与怀疑人生
《增广贤文》最主要的内容，是社会中下层生存经验的总结，当然，能做这种总结的人，多少识文断字有点文化。今天有的研究者，喜欢谈儒家思想对它的影响有哪些，道家思想对它的影响有哪些，佛教思想对它的影响有哪些……不能说这些包装不存在，但这书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不装。
与其论思想源流，不如直接关注下明清时代，平民尤其是城市平民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增广贤文》的态度与立场，就都好理解了。
整本书里，"忠"字极少出现，尤其是不爱谈怎么忠于君主。编者倒不是反对做忠臣，而是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不认为自己和他的读者，有多少机会进入统治阶层，所以不论忠臣奸臣，总是没机会当了。
相应的有趣之点是，《增广贤文》经常谈"钱"，倾诉没钱的痛切，宣扬钱的魔力，对有钱人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也是摆在脸上：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红粉佳人休使老，风流浪子莫教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
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命中只有如许财，丝毫不可有闪失。
但谈权力的内容就少得多。这不是因为权力不如金钱可贵，恰恰倒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权力是高于金钱的。钱虽然难得，毕竟还是他可以努力接近的东西，权力就真和他无关了。
书里推崇孝道的内容，比谈"忠"的略多一点，名言如：
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
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
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但总的说来，孝所占比重也不大。这大概说明，对编者的生活来说，家族、家庭的影响力，也不是特别重要。
但社交却是《增广贤文》极其关心的问题。书里谈论最多的，是人心的不可靠：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
虎身犹可近，人毒不堪亲。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但另一方面，它又对高尚的个人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充满赞美和期待：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
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
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这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倒是一体两面。至少表明：书的编者和读者，社会关系倒是相当广泛，生活在一个经常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环境里。
唐代曾流行一本叫《太公家教》的书，也是总结各种社会经验的，有学者注意到它和《增广贤文》之间，似乎有某种传承关系。但谈起忠孝节义各种价值观来，《太公家教》比《增广贤文》冠冕堂皇得多。这种变化，大概正可以看出唐代社会和明清的区别。
唐代读书学习的成本高，能够识字，社会地位和财力，多少都是要一些的。所以《太公家教》的作者和读者，尽管在门阀大姓眼里不值一提，但小地方上，他们也就算体面人。做忠臣孝子这种事，他们至少明面上要鼓吹一下。
明清就不同了，相对于当时的社会需求，这个时代的识字人口是大大过剩的。所以底层读书人，不但看不到阶层上升的希望，相反会被有关部门视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谁都知道读过点书的小知识分子，最自命不凡还爱胡思乱想。而识字这件事本身，又是他们曾经努力想闯进更高的社会阶层的证据。这是一个曾痴心妄想而失败的人，自然会成为一般劳动人民嘲讽的对象，这一层，看鲁迅的《孔乙己》就可以知道。大家关心他的生活，无非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所以他们在各种怀疑猜忌讥讽的眼光中，活得毫无尊严，不丧也难。
明清人口飞速增长，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已经别无退路，他们离不开这个社会，但众所周知，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约束力会大为下降，这时候，唯有依靠法治来约束人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只关注恶性刑事案件，对各种民间纠纷，基本就是天大地大，甩锅为大的态度。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算计和伤害，事实上经常就是没人管。
所以，《增广贤文》中那种对人际关系的焦虑与恐惧，也就特别好理解了。
三《增广贤文》与《西游记》
《增广贤文》诞生于流动性极强的市民社会，正如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也诞生于这个社会。
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增广贤文》中的句子，也大量出现在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如有研究者统计过，"《金瓶梅》中共有 56 处语句与《增广贤文》36 组语句相同或相似，其中完全相同的句子，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拋一片心'；有的句子文字略有不同，如《金瓶梅》第六十二回'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一句，在《增广贤文》中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盼早到与来迟'……"[1]
考虑到无论《增广贤文》还是白话小说，文本都不具备神圣性，在流传过程中都会不断发生变形，所以不少细微差别，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篇幅有限，我们这里不举讲市井生活最丰富的三言二拍，单拿讲神怪的《西游记》为例，一样可以看出《增广贤文》与白话小说嵌合之紧密。
《西游记》第二十九回，唐僧被黄袍怪抓住，却被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搭救。百花羞托唐僧带一封家书给自己的父王。唐僧把家书送给宝象国王之后，国王问手下文武，谁能去打败黄袍怪，救出自己的女儿。满朝文武多官都很聪明，我们是凡夫俗子，打不过妖怪的，于是就说句《增广贤文》里的话：
"自古道：'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救公主，庶为万全之策。"
把唐僧来送求救信，定性为"说是非"，于是救人的重任，就推给唐僧了。
第八十一回，金鼻白毛老鼠精的故事。老鼠精变成落难女子，被唐僧师徒搭救，带到一个寺庙里。住了三天，妖精吃了六个和尚，活着的和尚难免惊恐哭泣。孙悟空发现了，第一反应是："你们这些和尚，忒小家子样！我们住几日，临行谢你，柴火钱照日算还，怎么这等脓包！"和尚解释清了原因后：
行者闻言，又惊又喜道："不消说了，必定是妖魔在此伤人也。等我与你剿除他。"众僧道；"老爷，妖精不精者不灵。一定会腾云驾雾，一定会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须妨仁不仁。老爷，你莫怪我们说：你若拿得他住哩，便与我荒山除这条祸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还拿他不住啊，却有好些儿不便处……"
这段对话里，孙悟空和众僧人的表现，都很《增广贤文》。看见人哭，孙悟空第一反应是往钱上想，听说六个僧人被吃了，孙悟空竟然"又惊又喜"，惊的是妖精出现，喜的自然是好显自己的本事出名，而对那遇害的六条生命，却毫不介怀。底层社会摔打久了，人心容易变得粗砺，同情心有时难免欠奉。
僧人听行者说要除妖，一点激动没有，反而引了句《增广贤文》："莫信直中直，须妨仁不仁。"正因为你高调唱得这么好听，所以我不能信任你；你要做好事，好事不做到位，那就比啥也不干更糟糕。总而言之，这些僧人喜欢从阴暗的角度揣测人的动机，对突如其来的援手很不信任，是极难被宣传语言或革命情怀打动的人。一个国家若是多一些这样的国民，颜色革命之类，大概也就很难搞成。
实际上，有时候哪怕小说里并未引用《增广贤文》里的话，也一样可以感受到二者精神相通。我们看《西游记》中三位高人的表现。
第一个是孙悟空业师的菩提祖师。祖师看孙悟空向同门展示七十二变的本事。于是教训说：
"悟空过来！我问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第二个是观音菩萨。孙悟空遇到红孩儿，来找观音菩萨借玉净瓶灭红孩儿的三昧真火：
菩萨坐定道："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作当。"
第三个是如来佛祖。唐僧师徒去藏经阁求取真经，没有行贿，结果阿傩、伽叶两位尊者，就只给了白纸本。孙悟空去找如来佛告状，结果佛祖笑道：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
三位宗师的共同点，是都对人极不信任，又都爱算小账，全是《增广贤文》的基本立场。有人说，《西游记》写这些，是对佛祖、观音的讥讽。这多半是现代人的脑补，实际上《西游记》的作者文学手腕绝佳，但文化层次确实不高。更可能，他确实理解不了那些高大上的境界，在他眼里，所谓高人，也就是特别善于算小账而且懂得人心可畏的人。
总结就是，《增广贤文》里的许多话，都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戏曲、小说的主题的提炼、总结；而这些戏曲、小说，又可以看作是对《增广贤文》的案例展示。二者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四被冤枉的毒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各种蒙学书，都被当作传播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大毒草批判过。
什么样的主张才叫毒草，今天的人看法也许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事实判断，说《弟子规》之类在传播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倒并不错。尽管境界和孔孟差得远，但《弟子规》们的主观动机，确实就是这个。
《增广贤文》却有点冤。它最多是不敢公开反对孔孟之道，对抗封建统治而已。维护封建统治，那自然是要鼓吹人做忠臣孝子的，而《增广贤文》对此恰恰兴趣不大。至于孔孟之道，要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崇高的道德，《增广贤文》还难免要怼一句："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李宙南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批林批孔的时候，农民也被发动起来，一起批判《增广贤文》。为了增加批判的分量，批判会一定要有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参加。当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李宙南只好满村寻找合适的人物，于是：
恰见七十多岁的老贫农李全斋正在自家庭院里给几个小伙子摆古，讲薛仁贵征东，他眉飞色舞口水直喷，小伙子们正听得津津有味。我不由分说拉起他就走，说，你不要在这里讲征东征西，快去参加批判大会吧。他很不情愿，但还是被我拉来了，那几个小家伙却气得骂骂咧咧，还跟着追到了批判会场。
批判会开始，可是大多数农民兄弟并没有看过这书，实在不知道该批啥。只有这位李全斋小时候是看过的，而且还会背诵，所以他对批判感到迷惑不解，还说："这本书是坏书？这是本好书啦！"[2]
如果《增广贤文》真的传播孔子学说，那么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给领导干部当奴才，也不跟人民群众套近乎，这种疏离感，反而不大可能让老农民忍不住为它辩护。另外，这位李全斋老人在当地显然是见多识广，堪称"舆论领袖"的人物，可见所谓"学了《增广》会说话"，诚不我欺。而他能背《增广》，又能说书，也是两者共生的一个体现。
不论是旧小说还是《增广贤文》，今天都常见有人批判它的价值观。这类批判当然一般说来都是对的，只是不要拿它们代表整个传统文化就好，因为古之正人君子，对它们也一样鄙薄。但是，也正如古之正人君子的批判，无法阻止小说、戏曲和《增广贤文》的流行一样，今天的批判也仍然注定效力有限。只对一种价值观进行抨击，却无法改变孕育它的社会生态，那么，没有比这种批判更加廉价、粗暴又软弱无力的了。
《增广贤文》诚然油腻，但是对于庞大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而言，油腻润滑，总是减少磨损，延长使用寿命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只要城市中下层仍然存在缺乏法治保障的陌生人社会，那么《增广贤文》就很难过时。将来，若是有人把《增广贤文》和各种网上毒鸡汤混编在一起，弄出一本《21世纪新编增广贤文》之类的书来，我是丝毫也不会觉得意外的。
[1] 王海波《蒙学简论》，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李宙南《批判大毒草<增广贤文>》，《文史博览》2007,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