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战争看技术与政治的趋势

从15世纪开始火药的军事应用，是现代国家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火器取代战技，纪律取代了勇武，国家的战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它的火力的质量、数量和能够动员的人力。这造成了一种对峙的局面：适合技术创新的体制以质量取胜，而适合规模动员的体制以数量取胜。既要个人创造力又要规模动员力是不可能常态持存的。数量规模的优势，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模式下达到了顶峰。如果苏联是和法国一样的制度，那早就投降了。

但是这次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军事技术鼓励集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北约提供的制导炮弹命中率是俄国100倍，大炮兵主义、饱和攻击还有什么意义？超大规模的军团意义何在？这不是什么新观点，所有国家都意识到了它，例如俄国也把 "军" "师" 这个级别的单位拆分成更细致的 "营"，历史书上动辄 "XX集团军" 的叙述不复存在。但是战场管理的细化必定要求权力的下放，给予基层单位更大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否则就会处处慢一拍，被动挨打。强调自上而下的 "死命令" 而忽视战场灵活性的体制，曾经帮助苏联撑过了最难的1941-42年，如今却严重削弱了战斗力的发挥。

这就会考验两个道德和政治问题：
一，基层单位是否相信战争的正义性，主动为胜利去冒生命危险。仅相信这场战争符合国家利益是不够的：共同体内的无私只是一种转移了的自私，国家利益能让你支持战争，但不足以让你甘愿为之冒死，人只会为TA的哲学而死。
二，军官团是否有叛变可能。即为什么俄国必须更严格、死板地控制军队才能保证它不叛变。任何国家的兵制都不是唯战力论，而是政治需要：不同在于不把军队上下级关系控制得那么死板，在美军反而能抑制潜在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