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伊斯兰教最“易感”的族群文化基因,一是对“大哥带我去抢劫”的热衷程度,二是“宁有种乎”的强烈程度。说到底,就是原始性的强度。
从婆罗多魔笛国与孟加拉国悬殊的穆斯林比例(14%:88%)中,可以一窥不同族群在伊斯兰教受体方面的差异:
从13世纪初的德里苏丹国开始,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次大陆大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被中亚的突厥-阿富汗-蒙古系穆斯林统治了600多年,非穆斯林人口大都必须缴纳比穆斯林人口明显更高的赋税,并且穆斯林在做官、当兵等方面多有优待。换成某些其他民族,早就基本全绿了,就像以小黑人为绝对主体的孟加拉人那样。
但婆罗多人的印度教,硬是顽强地柔性了六个世纪。虽然现有14%的穆斯林人口中,大多数都是伊斯兰统治时期改宗的低种姓阶层,但毕竟,在长达六个多世纪中,占印度教徒绝大多数的低种姓阶层,宁可受穆斯林统治者和印度教高种姓的双重压迫,大部分都坚决不改宗。
与孟加拉人相比,这种结果绝不仅是印度教的宗教稳固性的问题,因为后者同样曾是印度教为主的地区。关键原因是比起伊教的基层凝聚力,婆罗多高种姓精英层在社会微观层面的凝聚力更强,整个社会缺乏对外“抢掠”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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